建築工、環衛工、保潔員、洗碗工……由於缺少技能、沒有文化，他們大多幹的是城市裏最苦、最累、最臟的活兒；
年齡偏大，就業時他們往往要忍受用工單位不招“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人員的年齡歧視，對工資和工作環境的要求低，對社會保障的要求更低；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想在城裏打工直到“幹不動為止”，然後回到農村養老，子女是他們的希望，很多人將美好生活的希冀寄托到下壹代人身上，最怕遭遇“壹家子都是打工的”尷尬。
讓我們走近“4050”農民工。
■“4050”農民工對工作不挑剔，但他們依然要面對“年齡大、缺技能、找工難”的苦惱
7月4日上午，北京市最高氣溫35攝氏度，烈日當空。在昌平區北苑路上，身穿長衣長褲、頭戴遮陽帽的環衛工呂大姐正壹下下清掃著路邊的垃圾。
呂大姐今年44歲，老家在黑龍江，2008年以來壹直在北京幹環衛工。“每天幹8小時，工作不復雜，就是這壹段大約3000米的路面清潔。”推算壹下，她每天工作時需要不停歇地走上12公裏。
“幹環衛，工作條件差，收入也不高，年輕人不愛來，都是咱們這種年齡大的農民工幹。”呂大姐說，自己的底薪是1400元，加上每天的吸塵補助等補貼，壹個月能掙2300元左右。
上世紀80年代末起，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陸續進城務工。20多年過去，當初年輕力壯的農民工們普遍年近半百。據統計，目前像呂大姐這樣的“4050”（女40歲以上、男50歲以上）農民工，約占農民工總量的40%左右，超過1億人。
與年輕壹代農民工相比，“4050”農民工對工作不挑剔，幹的大多是城市裏最臟、最累、最苦的活兒。不過，隨著年齡增長，他們正面對“年齡大、缺技能、找工難”的苦惱。
每天中午，在北京壹家機關食堂當洗碗工的張大海都要和5個同伴壹起，刷洗1萬多個碗、盤等餐具。“這大半年洗的碗，快趕上我壹輩子洗的碗了。”50多歲的張大海身材略顯佝僂、走路有些遲緩。
張大海告訴記者，他曾有過多年的駕駛經驗，最初來北京想找個開車的活兒幹。“開出租車需要北京戶口，開貨車人家要的都是壯小夥兒，最大年齡也要35歲以下。像我們這麽大年紀的，正式招工的根本不考慮，只能刷刷碗、端端盤子。”張大海刷盤子壹個月工資2000元左右，他不指望工資高，不拖欠就好。
近兩年，許多地方出現“招工難”。但細看企業的招工條件，往往有壹條“硬杠杠”——年齡壹般不超過35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科所的壹項調查顯示，“18—35歲”，這幾乎成為企業招聘普工的通用準則，有的企業甚至要求“低於28歲”，實在招不到人，最多放寬標準到40歲。
采訪中不少“4050”農民工都表示，由於年齡大、缺技能，再加上文化水平較低，他們找工作越來越難，只能選擇那些工作條件差、工資收入低、年輕人不愛幹的行業，而且不敢提漲工資的事，因為怕被辭退，年齡越大，重新找工作越難。
42歲的朱愛榮在北京某機關做保潔員，丈夫在同壹個單位幹保安，兩個人的月工資都只有1800元。工資不高，但這是她和丈夫經過多次比較所能找到最好的活兒。
朱愛榮最懷念的就是年輕時在工廠做女工的時光。“那個時候在編織袋廠貼商標，計件工資，我幹得可快了，掙得也最多。”後來，在秦皇島租住的城中村的房子要拆遷，朱愛榮就和丈夫壹起來到北京打工。40多歲的她再找工作不容易，“人家都願意要年輕人，我這年紀，除了保姆和保潔，別的啥也幹不了。”朱愛榮說。但朱愛榮並不覺得這有什麽不正常的，在她看來，過了40歲還能找到收入不錯的工作的農民工，都得是有技術、有本事的，而她這代人，多數出來打工時連初中都沒念完。
■上有老、下有小，“4050”農民工生活負擔最重，最大的願望就是孩子能有好的發展
對於“4050”農民工來說，正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生活負擔最重。子女既是他們的奮鬥動力，也是他們的希望所在。為了子女有個好環境，他們在城市裏拼盡全力。
“要不是為了孩子們能有更好的生活，我們也不會在城市裏這麽辛苦打拼。”地鐵13號線北苑路出口附近，賣卷餅的農民工周桃大姐告訴記者，她和丈夫2001年就從山東菏澤曹縣老家來北京打工，十幾年來，換了七八個城中村，開過好幾家小飯館，卻因為拆遷、地段偏遠等原因沒掙著什麽錢。如今，丈夫在家和面、備料，她在地鐵口擺攤賣卷餅，壹個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
雖然辛苦，但提起壹雙兒女，50歲的周桃壹臉欣慰。“女兒大學畢業，在新東方英語學校當老師。兒子考上了上海同濟大學的建築專業，過兩年就能工作了。”現階段，周桃最愁的是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學費壹年6000多元，住宿費2000多元，每個月的生活費600元，壹年少說就要1.5萬元。不怕妳笑話，我現在又想孩子，又怕接著孩子電話，因為這就得給孩子寄錢。”周桃苦笑著說。
朱愛榮的兒子也念了大學，在濟南的壹家醫科大學學習針灸專業，畢業後去了壹家私人診所。讓朱愛榮操心的是兒子的親事。“孩子上大學時談了壹個女朋友。但人家嫌我們家條件差，說我們壹家子都是打工的，爺爺奶奶打工，爸爸媽媽也打工，不願意讓女兒跟我兒子交往。”
與城裏人不壹樣，農民工中，40多歲時孩子就結婚生子的不在少數。拼命幹活、拼命攢錢以便給孩子結婚買房，成為這些農民工的生活重點。
“城裏的房子肯定買不起，但要在老家給兒子結婚買套房。”老家四川的余光菊說。45歲的她和丈夫花10萬元在老家縣城買了樓房作為大兒子的婚房，盡管大兒子在上海打工，壹年也不回去壹次。“買了房，就算盡了責任，住不住是他們的事。”這10萬元花光了她所有積蓄，還向親戚借了2萬元。現在，余光菊和丈夫又在為還債和給18歲的小兒子將來結婚攢錢。讓她發愁的是，前些年丈夫挖地鐵每年能掙3萬多元，但現在腰肌勞損已幹不了重活，只能做做小區裏的保潔員，每月收入僅1000多元，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當小時工的余光菊身上。
■“在城裏打工直到幹不動為止”、“幹不動了就回老家去”，成為“4050”農民工普遍心態
40歲、50歲，城裏打工還有單位要，再過十幾年怎麽辦？
在外打工多年，朱愛榮漸漸習慣了城市的生活，穿著打扮、待人接物都像個城裏人。可每當提及故鄉，朱愛榮眼裏閃過的全是不舍。“我可想回去了，農村空氣新鮮，房子寬敞又明亮，房前屋後自己種點菜，做飯時現摘就行。”朱愛榮說，現在自家的30多畝地包給了小姑子種，每畝地給了200元的承包費。
但種地的收入還是太少，風險也大，朱愛榮想壹想就嘆氣。“去年東北下大雨，小姑子種的大豆全給淹了，也嚷嚷著要來北京打工。”朱愛榮說，自己和丈夫的兄弟姐妹，幾乎都是全家外出打工。連她年近70的公公婆婆，也還在天津當保姆。“我婆婆特別能幹，上世紀90年代就去哈爾濱當保姆了。現在想在天津再幹兩年，到70歲就不幹了。”
公公婆婆的現在，仿佛就是朱愛榮的明天。“我們沒參加養老保險，工作老是換來換去的；也沒參加新農保，將來養老只能靠自己。孩子們能管好自己就不錯了，所以只能趁還幹得動多幹點兒，多攢點兒錢傍身。”
張大海告訴記者，他的老伴兒也快60歲了，在北京鼓樓大街的壹戶居民家裏做保姆，每個月有2400元的收入和2天的休息日。“我們想再幹兩年就回老家去，現在爭取多攢點兒錢。”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大部分“4050”農民工的想法和朱愛榮壹樣，“養老靠自己”、“在城裏打工直到幹不動為止”、“幹不動了就回老家去”成為普遍心態。但不論張大海還是朱愛榮，都覺得年齡越長，在城裏掙錢越不容易。工資越掙越低，物價越來越高，他們再怎麽節省也攢不下錢。
農業部農研中心研究員龍文軍指出，大齡農民工大多從事的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建築行業和服務行業，很少有精力去考慮自己的養老問題，即使有參保意識，社保所強調的連續性、穩定性也會成為他們的大難題。因此，亟須進壹步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健全針對這壹代農民工的養老保障設施和服務，增加農村養老保障設施的投入力度。
專家還建議，社會應當給予“4050”農民工更多關愛，重視這壹群體的生存、發展和公平就業權。從允許進入勞動力市場的16歲到法定退休年齡60歲（女工目前為50歲），不出意外，壹名勞動者的職業生涯可達40年左右。現在壹過40歲，企業就不願意召用，相當於早早放棄了壹半的勞動力市場，對勞動者也不公平。政府應有針對性地加大對大齡勞動者的技能培訓，引導企業轉變觀念，善待大齡勞動力，多發揮他們吃苦耐勞、沈穩踏實的優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