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中國不久後，以高盛、摩根士丹利為代表的外資大型投行們就開始實行了所謂「Global Pay」的薪資制度。也就是，不管妳駐紮在哪個城市——倫敦、紐約、香港還是北京——front office（前臺部門，基本上指直接創造收入的部門，比如 IBD、Trading 等等）的 entry level （指剛壹進入公司的入門級職位）的年薪都是基本壹致的。在那個年代，這個數字大概是 8 萬美金左右。
於是，在拿到 offer 的時刻，壹個之前月生活費只有七八百塊錢的普通大學生（那個年代真的夠花啦），就壹躍成為了每個月可以掙 4-5 萬人民幣的職業金領——這還只是基本工資。如果妳對那個「黃金時代」有所了解的話，當其他行業還在探索「十三薪」或者「十五薪」的獎金制度的時候，投行在年底就可以發出睥睨眾生的 12-36 個月的獎金來——具體數額視當個年度整個公司和妳個人的表現而定。所以，如果妳來自於壹個普通家庭，大學畢業進入投行工作，可以稱得上是壹次小型的「階級躍遷」。
當年外資投行對員工「血統」的執著程度人盡皆知，不管是在美國英國還是中國，每年畢業進入投行的學生壹定都來自於全國最好的大學。美國的常春藤 + 斯坦福 +MIT 是標配，在中國壹度只有「清北復交」的學生有資格入選。這個狀況直到 2008 年以後第二波互聯網浪潮興起，很多名校學生轉戰矽谷和互聯網行業之後才有所改變。時至今日，矽谷能給畢業生 10-15 萬美金年薪 + 期權的公司已經比比皆是，弄得華爾街的老牌金主們也紛紛開始提高基本工資和減少員工加班的舉動，不過這是後話了。
對於這些學生來講，這是壹次實實在在的，通過「知識改變命運」的絕佳實例。中國的高考難度人盡皆知，能考入清華北大的都不是等閑之輩，而投行每年又只在這幾所學校遴選那麽幾個可憐的名額......最終能進去的，無壹不是機遇、實力和運氣***同作用的結果。但終究，寒窗十數載，算是有了壹個非常完滿的結果。所以這些人在未來很長壹段時間內都會是教育的擁護者。階級的躍遷、生活環境的改變、人脈圈子的升級，讓「知識改變命運」的邏輯深深地鐫刻在了 TA 們的心理。當然，這個邏輯在當今中國是否仍然成立，又是另外壹個話題了。
「突如其來」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還帶來了其他事情上的壹些沖擊。大學時候壹個學期辛辛苦苦攢下來的幾千塊錢買的壹臺相機，工作之後壹個月的工資就可以買上三臺。這種「掙錢 >> 存錢」的財務觀念，也會伴隨這個人群相當長的壹段時間——TA 們相信：如果妳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期待，就應該在什麽時候做什麽樣的事。而不是攢錢到天荒地老，然後有壹天發現，該做的事沒有做，存的錢好像也不值錢了。投資自己永遠是最重要的。
然後，妳自然開始嘗試壹些「符合自身階級」的事情：登山、潛水、沖浪或者不太低 buy-in 的德州撲克......直至妳發現哪個好像都不真正喜歡。工作提供了高級餐廳和五星級酒店的出入權，讓妳又習慣於將生活維持在某個水準之上。想起描寫次貸危機的電影《Margin Call》裏飾演 Sam 的凱文·斯派西說：（為什麽賺這麽多錢還不夠？）……因為我真的很缺錢啊。要交好多房子的房產稅、老婆要購物、孩子要上私立學校......
另外，當妳得到了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回報時，心裏總會隱隱有個聲音是：「我真的有這麽好麽？我真的配得上別人付給我的報酬麽？這樣的狀態能持續麽？」心理學上的壹個概念 imposter syndrome （冒充者綜合征）說得就是這個現象。如果妳在高盛，別人自然高看妳壹頭，而如果離開了呢？ 「狐假虎威」的陰影會壹直如影隨形，直至妳離開的壹刻。
所有這些東西，都無形中推高了 TA 們選擇的機會成本。在這個行業裏，我看過太多並不開心，但又無法離開的人們。Ayn Rand 說，自由的定義是「To ask nothing. To expect noting. To depend on nothing.」（無所求、無所待、無所依）。當無法舍棄太多的時候，妳就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