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
唐代是繼隋朝之後發展強盛的壹個大壹統中原王朝，政治安定、經濟繁榮，文化開放、社會穩定，各方面發展都可以稱作是我國古代封建王朝中發展的頂峰。而唐朝的考仕文化也呈現了壹種開放包容的形態，不僅存在著具有豐富底蘊的仕宦文化，而且還承襲了從前代開始就壹直奉行的隱逸文化。在唐代長安的文化體系中，這兩種文化其實是並存的，構成了唐代的雙重文化體系。
壹、 恪守傳統聖賢之道的仕宦文化“士人”階層，壹直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仕宦情結也壹直是唐代大部分文人最基本的精神要求，因此仕宦文化也是唐代士大夫最崇尚的壹種文化之壹。這壹點，從唐代盛行的“幹謁“制度中，就已經初見端倪，“幹謁”，也稱為“跑官”，即通過呈遞書信，進獻詩詞歌賦，來求得當時官員的引薦。那麽，唐代文人為何如此渴望入仕呢？
1.寬松的唐代科舉制度推動了仕宦文化發展
唐代文人都渴望入仕，主要是因為從隋朝開創的科舉取士制度，在唐代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唐代的長安地區，也因為入仕機會增多，讓文人的政治理想也開始燃起。
唐代的科舉考試
唐代的科舉制度，比起隋朝的科舉制來說，有了很大的創新，這主要的創新點就在於，唐代的科舉取士制度，要求並不那麽嚴格，是當時文人入仕的主要方式。唐代的科舉制度，參加過大區選拔的合格者，就可以直接參加“省試”了，而且其錄取標準也並不繁雜，這也就使得當時的文人，對於入仕，有了壹些希望。
正是受到科舉制度這壹因素的影響，使得當時處於經濟發達的長安地區的文人雅士，多了壹種入仕的選擇，也成為了當時文人們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會價值的最有效的途徑，自然而然也促進了仕宦文化的發展。
2.仕宦家族的大量形成開辟了士人新的上升路徑
唐代長安的仕宦家族也十分發達，而仕宦家族的家族文化，也為仕宦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些仕宦家族的成員構成了唐代主要的仕宦群體，不僅有著源遠流長的家學淵源，承襲了仕宦文化，也讓仕宦文化得以傳播，而且也憑借當時的科舉制度，大量考取功名，傳播了仕宦文化。
身處於仕宦家族的文人，比起其他文人階層來說，更渴望考取功名，得到家族的認可，也是其家風的體現。而考取功名，也是他們獲得上層地位，實現自己理想的重要途徑，所以大量仕宦家族的成員，都致力於通過科舉制度、恩蔭制度等等各種靈活的制度，來考仕，也體現了他們自信的壹面。
正是因為有著眾多仕宦家族的存在，才使得長安地區的仕宦文化有了載體，得以傳播和大量推廣。所以，從這個方面來看，仕宦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大量仕宦家族的發揚和作用。
大唐盛世
3.儒家正統文化的助力了士人積極向上的理念
作為壹種文化理念，仕宦文化身後的最大助力，其實就是儒家文化的存在，儒家文化壹直是唐朝時期的主流文化，影響了許多文人的思想理念，特別是在長安地區，因為統治者的推行和經濟的繁榮，使得儒家文化成為當時長安文化中的正統文化。在《論語》中，就有曾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可見，儒家文化，對仕宦文化的推動作用，對士人責任的認可。
而“修身治國平天下”，也是儒家文化為當時的士人階層所灌輸的壹種情結，入仕壹直是被孔子所倡導的。儒家的仕宦觀，也表達了儒家文學對現實世界的管組和對自身價值的思考，他們認為，這是士人不可逃避的使命，這就是“道”。
從這壹方面來說，儒家正統文化的地位，以及對仕宦文化的推崇，形成了唐代文人所擁有的仕宦情結，也構成了當時士人主要的思想理念。
4.政治開明的大唐盛世為士人提供了信仰
“大唐盛世、開元盛世”，這兩個詞語，不僅僅是對唐朝長安地區當時的繁榮昌盛所做的評述，也是真真正正為士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形成，提供了開放的政治條件。長安地區不僅僅是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的象征，也是各位有誌之士實現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價值的重要場所。
這開明的政治環境，和開放的學術環境，也為唐代文人形成積極進取的價值觀有著重要影響。唐代政治開放，甚至在政治上都敢重用異族和外國人士，如在唐朝十分著名的宰相長孫無忌，其實也屬於鮮卑族，他主持修訂了《唐律疏議》這壹中國古代最完善的壹部法律之壹。
上述長孫無忌的例子完全可以說明，唐代政治的開放程度，因此，這也激起了當時處於社會下層的士人的理想，建功立業成為他們的追求，治國理政也是他們的向往。
唐代佛像
二、 脫離世俗物欲之道的隱逸文化在仕宦文化如此發達的情況下，在長安地區，唐代士人的隱逸文化也並沒有消失，反而相輔相成，成為了與當時的仕宦文化相互對立、相互影響的壹種文化。
1.發展成熟的佛教思想的影響
唐代隱逸文化風尚的興起，與當時成熟的佛教思想的傳入有著極為大的壹種關系。除了儒家文化之外，唐代其實繼承前代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三教合壹”的主張為發展，兼容三教，所以佛教文化在當時並沒有得到抑制，反而漸漸發展。
唐代是佛教發展的繁盛時期，不管是統治者，還是平民百姓，對於佛教的文化都十分推崇。再加上當時玄奘西行取經到達長安地區之後對佛教的大規模倡導，使得佛教發展越發繁榮。在《新唐書》中就有記載：“天寶後，詩人多……寄興於江湖僧寺。”可見，在當時，佛教思想也十分受到文人的推崇。
而佛教的“超塵脫俗、忘卻物我”的思想，也對當時的文人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官場上遭遇不利之後，文人階層們便接受了佛教禪宗的思想情趣，心理逐漸敏感，不斷朝著自我解脫的方向發展。成為“淡泊名利、深藏不露”的高逸之士，也漸漸成為當時文人階層的生活理想之壹。他們開始漸漸期待隨意而安、任期自然的桃源生活，如陶淵明的“不為五鬥米折腰”，就是此種隱逸文化的重要體現。
因此，佛教文化的繁榮，對當時士人階層的隱逸思想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和作用。
玄奘西行取經
2.以隱求仕思想的傳播與推廣
再說，這仕宦文化，也在壹定程度上推動了隱逸文化的形成，因為許多士人追求隱逸，也只是為了入仕。
因為唐代的進士科錄取人數其實並不多，每次大概二三十人左右，完全不能滿足眾多士人的入仕需求，再者許多統治階級喜歡從隱逸人士中取士，使得這以隱求仕，成為了當時文人隱逸出世的重要原因。在當時，隱士受到眾多階層的尊重，甚至於政府都設置有專門招聘隱士的科目，這就使得隱逸文化與仕宦文化相互融合，成就了當時士人入仕的壹種捷徑。
在《大唐新語·隱逸》壹書中就有記載:“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 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 睿宗迎至京”。可見，當時的隱逸，不僅是士人做官的壹種途徑，隱士，也成為統治者十分尊重的壹種階層。
如此看來，以隱求仕是當時士人選擇隱逸的主要原因之壹，用隱逸來吸取當代統治者的註意，也是唐代士人獨辟蹊徑的壹種做法。這種以隱求仕的思想，雖說是壹種消極的隱逸文化的體現，但也是構成唐代隱逸之風的重要條件，促進了隱逸文化的發展。
3.亦官亦隱的流行體現了時代精神
在唐代的士人階層中，流行“亦官亦隱”的壹種趨勢，在隱逸生活中做官，使得困擾了中國士人多年的問題有了解決的途徑。儒家和佛教雙重思想的影響，使得當時形成了壹種出世與入世並存的隱逸風尚，這也算是唐代的壹種獨特的隱逸文化。
李白
就拿著名的詩人李白來說，他既在政治上充滿雄心壯誌，又喜愛四處漫遊，在隱居終南山的過程中，也受到了許多統治階級的邀請，成為了壹種“亦官亦隱”文化的代表人物。不僅僅是李白，唐代的許多詩人，如岑森、王維等人，都是這種獨特的隱逸文化的代表人物。
此種“亦官亦隱”的隱逸文化的出現，滿足了當時文人的雙方面要求，因此也成為了隱逸文化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總結唐代長安的仕宦文化和隱逸文化的並存，其實是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條件有著很大的關系。這兩種文化都構成了長安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長安文化的雙重文化體系。在豐富的長安文化當中，仕宦文化和隱逸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兩個組成部分，兩種文化相輔相成，雖然相互對立，但在發展之中，彼此融合，成就了長安文化的雙重體系。